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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排斥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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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9-12-02 18:06:58|

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前金融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冯教授讲师,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

金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例如,金钱至少可以追溯到商朝。纸币出现在宋代。早在李周,就有人提到全福做了一些跨期贷款。这表明中国社会在近3000年前就已经接触甚至熟悉了主要的金融形式。然而,在接下来的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金融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更先进的金融形式如证券在19世纪中后期被洋务运动引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在探索大众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

相比之下,在西方的古罗马,早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就有早期版本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交易也发生了。与此相关的是,大约在公元200年,一个名叫乌尔比安的罗马人引入了人类预期寿命表,它确定了一个30岁的人能活多少年,一个31岁的人能活多少年,等等。当时,预期寿命表被引入到寿险等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同时也被引入到这些保险产品的定价中。这一切表明,当时西方金融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中世纪,金融发展中断。然而,在13世纪,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邦,金融复兴,特别是为了支持城邦政府的债务,流行的债券证券市场被推出,并且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然后在16世纪,由于海洋贸易等原因,股票市场重新启动。到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的大众资本市场规模相当大。

那么,为什么证券和其他金融在西方发展得很早,而在中国却没有?近2000年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巨大金融转移是如何发生的?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发展金融市场,我们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书面的文本和数字系统,以便写下金融合同,并为跨期价值交换提供备忘录;其次,金融数学必须充分发展,否则很难准确地给金融合同定价。第三是一个制度框架,以确保执行期限间合同或期限间承诺,如规范个人行为的正式法律制度或道德规范。中国早就满足了前两个条件。例如,在秦汉时期写的《算术九章》一书中,就有一些经典的金融定价问题,而第三卷的下降:“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借款人的月利率为30。今天,一个贷方有750元,他将在9号归还。利率是多少?”第七卷中的剩余和短缺问题:“今天,在蜀国和李嘉,有些人持有的货币是13。第一次回归是14,000人,第二次是13,000人,第三次是12,000人,第三次是11,000人,最后一次是10,000人。每五个还钱,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问问本,他有多少钱,有多少收益?”如果秦汉时期的金融交易不那么多,也不那么普遍,就不容易抽象出这样的一般数学问题。这表明金融数学在秦汉时期已经相当发达。这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秦汉以后,贷款金融为什么没有促进证券、保险等金融的发展?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一个更广更深的大众金融市场?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格雷夫教授(Professor greif)和塔贝里尼教授(Professor tabellini)提出了相关问题,即至少在过去的1000年里,中国人主要依靠宗族实现跨时代合作,而欧洲人则利用“公司公司”实现跨时代合作,包括教堂、市政当局、公司、行会等。这些是注册法人,不是血族组织,但可以促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跨时间合作。那么,为什么这么久以前中国和西方有如此大的差异呢?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中西方在人际合作上的差异,即中国人集中注意力,解决风险挑战,依靠仪式系统支持的氏族网络上的资源配置,集中精力加强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而西方人有许多其他替代方法来解决血缘关系系统之外的人之间的跨时间合作。

人际合作的四种不同模式

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人类发明了什么方法来应对风险挑战、进行跨期合作和实现资源配置?不同社会有什么不同的选择?迄今为止,人类普遍找到了四种应对风险挑战的方法:一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发达金融市场,如保险产品、股票和债券、银行储蓄、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这些是现代人使用的工具和西方人熟悉的非个人化方法,但是没有一个古代社会有如此完整的金融工具。第二种方法是基于血液网络的安全系统,如儒家家族,以个性化的方式预防出生、衰老、疾病和死亡的风险,从而实现安全可靠的生活。例如,“收养儿童以防老”就是利用儿童作为跨期投资和跨期风险规避的具体工具。换句话说,儿童是保险、投资和养老的人格化载体,族裔群体之间的互助和保护是这一制度更广泛的功能。第三种方法是基于宗教或其他共同信仰的互助制度。这种相互保障制度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信念,以增加成员之间的跨时间信任,特别是通过教会服务、教会聚会和晚餐,减少信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和“搭便车”道德风险,并使成员能够相互保护和相互帮助。第四类措施是现代政府福利,如福利国家和政府社会保障。这一制度既不是基于血缘关系,也不是基于共同信仰,而是政府通过税收权和行政权的强制力,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实施风险互助。

在这四类解决风险挑战的不同方式中,每一种都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规范和制度的支持。例如,金融市场需要外部客观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合作。没有法治的支持,金融市场难以发展。血缘氏族制度需要一整套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礼仪支持。否则,氏族成员很难在不同的时期互相合作和帮助,而且孩子可能不总是孝顺的。基于宗教的互助制度自然要求信徒遵循教义和教规等。理论上,这四种类型的安全系统共存当然是最理想的,因为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并尽最大努力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得到充分保护。然而,实际上,2000多年前,许多社会已经在这四个系统中作出选择,并把重点放在发展上,而不包括其他安全系统。例如,在周朝,中国选择依靠血族来实现人际互助和跨时代合作。下一个重点是仪式系统的发展。通过扩大和改进仪式制度,在商业和宗教受到压制的同时,确保了部落解决风险挑战的效率。

此外,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不同社会的选择也大不相同。这里有一个流行的例子:一桌菜在哪里,谁可以先吃,谁只能晚吃,谁可以多吃,谁必须少吃?这里,桌子上的盘子是需要配置的“资源”。当然,儒家礼制主张老年人应该先用筷子,而年轻人应该后用筷子。当男人不动筷子时,女人不能先吃东西。这是根据与生俱来的等级决定表资源的分配顺序和数量。当然,基于平等的原则,人类社会也可以同时使用筷子。每个人都吃得一样多。这是大多数宗教倡导资源分配的方式。它也可以基于谁给出最高价格,这是基于市场交易的资源分配方法。根据时间顺序,谁先来,谁先吃,等等。——由此可见,每个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跨时期合作、跨时期互助和资源配置模式,但每种模式都需要相应的文化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的支持,因为相应的文化体系和制度为相应的人际合作体系和配置模式提供服务并巩固其效率。因此,一旦一个社会做出了选择,它就必须发展一种合适的文化和制度。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做出的不同选择。

中国选择氏族,而西方选择社会。

至少从周公时代起,中国就开始建立仪式制度,选择血族来解决人际互助和资源配置问题。后来进入孔孟时期,尤其是汉代,不断巩固礼制,巩固家庭秩序。与此同时,在西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寻求血缘关系之外的答案,并关注血缘关系之外的社会治理和制衡。

春秋战国时期,中西社会分化不是很大,几乎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臣民写给托勒密国王的一封信。他的抱怨是中国人也关心的一个真正的问题:不孝的孩子。主题写道:“亲爱的托勒密国王:请先接受辛西克斯的问候!我被狄俄尼索斯和我女儿尼克深深伤害了!因为尽管我曾经全心全意抚养她,...现在我的视力已经恶化,我病得很重,她没有照顾我,也没有给我生存的基本必需品。当我在首都亚历山大起诉她,希望找到公正时,她带来了国王陛下签署的书面保证,保证每月给我20个金币作为生活费。......现在,由于那个野蛮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坏影响,我的女儿将不再履行她支持我的诺言,尽管我已经老了,而且病得很重!”

这封信告诉我们,至少到公元前3世纪,西方人与中国人相似,对孝道有很高的期望。然而,从那时起,中国在礼仪和宗族方面走得越来越远,而西方在一个除血缘关系之外的大社会中走得更远,建立了人际合作和互助制度。孔子和孟子专注于仪式体系的构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专注于完全不同的哲学问题。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分别对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暴政、寡头制和民主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对民主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和比较,重点关注血缘以外的社会治理和权力制衡。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成功地建立了平民议会和罗马参议院,通过民主来制衡政府权力。正是随着解决交叉血缘关系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古罗马的人寿保险、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体系具备了公元1世纪至2世纪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陌生人之间的这些非人格化市场交易反过来又促进了合同法和商业规则等市场体系的发展,并推动了广泛的伦理和法律体系超越血缘关系的演变。尤其是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血缘以外的广泛伦理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西方人的完整网络不再局限于血缘。因此,西方人之间的跨时间互助与合作可以超越宗族关系,依赖于公司和一般社会组织。

相比之下,中国正忙于建立仪式制度,发展血族伦理,不断巩固家庭秩序。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只是数百种思想之一,还没有成为社会实践。公元前3世纪末,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帝国后,陆贾推荐刘邦用儒家思想治理汉帝国,包括《诗经》和《尚书》。刘邦则质疑:“这是公众骑着马拍的,是“诗”和“书”的事吗?这意味着汉朝是建立在马背上的。你还需要理解《诗经》和《历史书》吗?这有什么用?陆贾问:“如果你马上得到它,你愿意马上治疗它吗?此外,唐和吴将依法被带走,民事和军事都将长期使用。“他的意思是:你还想用武力来统治被武力统治的土地吗?秦朝的短命教训还不够吗?陆贾进一步反驳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智者见智?“如果秦朝遵循儒家的仁义,实行道德上的“礼仪”,结局会这么糟糕吗?从那时起,陆贾就把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到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发表了一篇讲话,称汉武帝“推动了孔子家族,压制了数百个家族”。汉武帝接受并发函“罢黜百家,并列六经”,使儒家伦理成为唯一的官方正统,开创了“独尊儒教”的历史。到了唐、宋、明、清三代,礼制不仅继续发展,包括建造祠堂、祭祖、推广礼仪、编纂家谱的兴起和普及,而且在唐宋科举制度引入后,成为社会的基石,使平民有资格通过考试并成为官员。平民的孩子也被鼓励学习儒家经典。因此,仪式系统及其支持的氏族成为社会的基石。

自从周朝选择建立一个基于家庭秩序的社会结构以来,在过去的3000年里,仪式和宗族建设占据了中国哲学家的大部分精力,使他们无暇顾及他人。因此,中国人很难信任他们家族以外的人,甚至他们国内的女婿也很难接受。中国人和西方人早期的选择差异注定了后来的大分流,包括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之一就是姓氏出现在不同社会的时代。对于一个重视血缘关系、需要建立和巩固宗族的社会来说,姓氏是血缘关系的重要标志,王姓和陈姓绝对不是血缘关系,等等。英国人在1066年以前没有姓,但是诺曼人直到1066年入侵英国后才带来了这个姓。首先贵族有姓,然后英国国王多次命令每个英国人都应该有姓,但不是每个人都服从。结果,600多年后,到了18世纪,每个英国人都有一个姓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么根据职业给自己起一个姓,如史密斯,要么根据地名或在父亲的名字后加上“儿子”,如彼得森是父亲的名字彼得,儿子的名字彼得森,等等。其他欧洲社会几乎同时建立姓氏。许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英国和其他欧洲人这么晚才引入姓氏?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基于血液来形成社会,不是基于血液网络来实现人际互助和跨时间合作,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来发明和发展家庭的跨时间标志。后来,为了促进税收,一些欧洲国王被鼓励使用姓氏。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姓氏比英国人早近2000年。至少在周初,贵族有姓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开始向平民传播。到战国末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姓。原因是姓氏作为血液的象征,对仪式氏族的建立非常重要。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不同选择也演变成了另一个具体的差异,即在我们的中文里,我们将为每一种关系取一个相应的具体名称,而在西方,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中文里,我们有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在英美社会,父母的姐妹和兄弟的妻子被称为“阿姨”。西方人对亲戚的称呼如此简单,以至于中国人不习惯。在中国的称谓系统中,有阿姨、阿姨、大嫂、大婶和月经初潮。兄弟,兄弟,姐夫,姐夫,堂弟,堂弟,堂弟,堂弟;姐姐,姐姐,嫂子,嫂子,表哥,表哥,表哥;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侄子、侄女、侄子儿媳、侄女、侄子女婿、孙子、外孙儿媳、孙女、孙女、外孙、外孙儿媳、孙女、外孙儿媳。他妻子的父母称他为“他的岳父、岳母、岳父和岳母”。我姐夫的岳父岳母称他为“我姐夫的父亲和母亲”。子女配偶的父母称他们为“姻亲”;等等,有太多不同的名字让西方人昏了过去。对于以血族为基础的社会来说,称谓极其重要,因为每一个称谓都决定了她或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与生俱来的信息包括血缘关系、世代距离和年龄,而与生俱来的等级信息决定了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和风险分担的程度。例如,张三的婚礼由远近不同的亲戚带着不同的礼物和金钱参加。如果张三需要借钱,他也会决定是否借钱、借多少钱等。根据当事人的姓名。

然而,在西方社会,人际互助和资源分配不是基于血缘礼仪,所以没有必要发明这么多称谓。

儒家思想与金融市场的竞争

我们都熟悉儒家思想抑制商业的说法。当然,一些学者也说儒家思想和商业并不矛盾。当然,儒家家族必须有高度的信任,这有利于家族内部的融资和风险互助,但基本上没有家族之外和家族之间的信任体系。事实上,至少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中,基于金钱的市场交易是被拒绝的,至少是被看不起的。在《论语》中,孔子说,“君子相信质量”和“君子相信正义”。也就是说,绅士应该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价值比物质利益更重要,应该用“义”而不是“利”来规范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秩序。这显然将商业市场排除在外,并蔑视基于价格明显的货币化交易的资源分配。儒家主张以义而非利来规范人际互助,这与基督教非常一致,也排除了通过货币化和商业化实现人际互助。当然,儒家的“义”是基于名字的等级顺序,仪式伦理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基督教是基于对上帝耶稣基督的信仰和遵循其教义。虽然儒家在概念上压制商业,但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100%遵守儒家原则。因此,在中国的真实历史中有商业交易和市场发展并不奇怪,正如16世纪新教改革前基督教禁止计息贷款一样,但仍有许多基督徒违反教规,从事“地下”计息贷款。但是,只要商业发展在概念上被排除在外,商业市场就很难扩张,因为一旦扩张,就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批评和压制。

对商业的态度是,更敏感的金融将会受到更多抵制。此外,如果仪式系统建立良好,氏族和金融市场将在功能上具有相互替代和竞争的关系,因为如果氏族人之间的风险互助运作良好,那么在许多情况下,金融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多余的。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发展起来,人们将不再需要部落提供的风险互助和资源共享,部落将逐渐衰落。

龚启生教授和马驰教授在2014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从1644年到1911年的整个清朝,山东107个县的农民起义数量相差很大。有些县即使在饥荒中也不一定有农民起义,而其他县则没有。各县差异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家思想的不同影响。两位教授发现,在孔庙数量较多的县,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县,农民暴动的频率明显低于孔庙数量较少的县,因为孔庙数量较多的地区宗族较为发达,宗族与亲属之间沟通的可靠性较好,在灾害中被逼入绝境的可能性较低。当然,在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弱的地方,每当发生风险事件或饥荒时,人们可能不得不求助于抢劫或起义来寻找出路,而暴动的趋势甚至更为强烈。因此,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定量的历史研究表明,儒家礼制在历史上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好处,但其代价并不小。

那么,儒家思想抑制金融吗?最近,我与马盖洛普和香港大学的另一位老师安德鲁·辛克莱(andrew sinclair)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和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背后的文化原因。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金融将会不那么发达,因为金融市场和家族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替代关系。在儒家势力强大、家族发达的地方,即使现代金融出现后,这些地区对金融的需求也可能不会那么大。具体研究使用1900年至1927年各地区现代银行的数量和2010年各地区参与股票和基金等现代金融产品交易的家庭比例来衡量这些地区现代金融的发展和接受程度。此外,我们还利用清代的孔庙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使用保留在不同地方的家谱数量来衡量仪式系统的影响作为鲁棒性测试指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我们还使用许多其他控制变量来排除不同地方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发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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